指出王安石思想前后的变化，如实地说明了王安石也曾经是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的一分子，也深受儒学传统的影响，这样在王安石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之间加以区别，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王安石以及北宋中期儒学发展的复杂情景。
理包含着普遍、客观、公正、无私的理性内涵，体现着政治哲学对客观、普遍的政治理性的追求。[6]金里卡，2004年：《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
牟宗三批评申、韩法家制定法律不是本于光明理性之客观化，民众守法也不是本于其理性之自觉。在以理法和物理观念为代表的法家之理的思想逻辑中，法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以及对客观公正治理之寻求而出现的，贯穿着理性精神的制度理性的客观表现。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虽然荀子提出虚壹而静的大清明状态，主张以心为途径和归宿的内在理性精神，但荀子之理因其礼乐的、道德的内涵而与道家虚静修养之自然的政治理性不同。（《庄子·知北游》） 在所引的语句中，我们不难发现《庄子》之理具有非常明显的被动性，即天地之美、四时之法、万物之理，是不能主观、主动地言说和议论的。理是与情爱相对、约束和克服情爱的，是等同于法的客观原则。
[2]曹峰，2013年：《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作为一之理，亦贯通、显现于天下。李存山研究宋学,自然也涉及这个问题。
第二，对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范式作了反思。正如学者所指出的，1949年之后，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成绩最卓著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其流风所及，至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已成为士风的一大弊病。27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38页。
28宋学的研究者又认为理学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背离了北宋宋学的基本精神，是宋学的衰落。在内容上以理学为主，窄化了宋学磅礴丰富的内涵。
在这个史学潮流变化的过程中，邓广铭和漆侠先生属于旗帜鲜明的肯定派。李存山的宋学研究的立论基础是钱穆所说的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这个转型虽有外在的刺激，但更有内在的动因。从他的著作的内容看，知其学术思想受道家的影响必甚大，但他与陈抟、种放等人之间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传授关系。
31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发展至理学已经是内圣强，外王弱,二者并不协调了。第一，指出了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之间的变化，王安石思想前后的转变。蒙培元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理学的演变》虽然是一部研究理学发展史的著作，但这部书其实关注的不是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而是哲学观念的演变，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著作。这一对比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漆先生的看法和邓先生也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李存山不仅在宋学研究中表彰范仲淹，同时也指出，理学史上范仲淹的地位被周敦颐所遮蔽了，以至于至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范仲淹不受重视，这一现象也是需要反省的。
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而北宋之亡，则亡于章惇、蔡京等奸佞擅权。
21李存山:《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54—157页。尤其重要的是，李存山还揭开了范仲淹与周敦颐之间的隐秘的关系，这对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更有意义。16 第三，范仲淹与周敦颐的关系。在后来的宋学研究中，宋学成为了一个史学概念，主要是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宋代儒学做的历史的研究，他们所预设的前提甚至反对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四、如何评价理学 理学是宋代儒学的主体，也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高峰。这也说明，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中，或者宋学的形成过程中，蒙培元充分肯定了范仲淹的作用。
4而一般哲学史、儒学史重点研究的理学，按照邓广铭的看法，北宋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张载、二程等人尽管在北宋后期也都收徒讲学，但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自然更不能说它对整个北宋一代产生过什么支配作用了。26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39页。
同时，在他的周围还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当时以社会改革家范仲淹为中心，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为社会改革制造舆论，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学、史学、哲学等各方面掀起了一股改革思潮，为理学的形成扫清了道路，作了直接准备。3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387页。
同时，他又在宋学思想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之下，将史学的视角带入哲学史，为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27李存山之所以重视范仲淹，正是在他介入史学的宋学研究之后，从哲学史的视角而为宋学提供的新答案。12在后来新版的绪论中，蒙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北宋初年的儒学运动，是以‘庆历新政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对王安石新法及新学基本是持否定的态度。
李存山通过对宋代儒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通过总结理学家得君行道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传统儒学内在缺陷的反思，最终认为必须改变‘私天下的政治格局，必须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走向民主。宋学又成了重义理的代称。
邓广铭认为，王安石是宋学建立方面最为重要的人。(卷一) 李存山指出：这就是说，宋政之乱源于庆历新政之后熙宁变法的转向，即其转向为汲汲于理财的‘急政。
另外，李存山还对多年来史学界尊王抑马的一个重要经典依据做了颠覆性的考证。研究宋学,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理学。
王安石在早期也肯定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而且也认同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宋明理学的局限，当然也是先秦和汉代儒学之局限的一个延伸。而范仲淹正好于景祐四年徙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所谓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出自列宁在1906年所作《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2卷)的一个注释，原文作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只是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等人主张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的一个论据。
宋学研究者认为理学是宋学的衰落也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程颐游太学时，胡瑗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为惊异。
蒙先生一开篇就指出，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由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开其端的。13蒙先生还指出，范仲淹是宋代理学的倡导者,欧阳修也是理学思潮的重要人物,14由此可见，他对理学持一种广义的看法，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算作理学家。
29这就是说，对于理学的转向内在要历史地看，尤其是要充分意识到熙宁变法对于南宋以后儒学发展走向的深刻影响。其次，荆公新学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身后，影响都是其他学派所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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